从“模范生”到“破防”，疫情照出基层治理之“伤”
编者按：作为社会治理领域国家队，美亚柏科始终围绕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展开前沿探讨与研究，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。近期，我们将陆续推出由国投智慧城市创新研究院 蒋思宇博士撰写的“基层治理转型之路在何方？”系列专题文章，共同探讨基层治理转型的方向和路径。本篇为系列之一，将从上海疫情说起，带大家深入浅出地剖析基层治理之痛。
2022年春回大地、春暖花开之际，在经历了持续近三年的抗击“新冠”疫情拉锯战后，人们期待着回归正常生活，民间也广泛流传着“大疫不过三年”说法，一切也似乎在朝好的方向发展。
从防疫“模范生”到“破防”
然而，三月中下旬以来，新一轮在全国多点同时爆发的疫情打破了这种平静。继香港、长春、深圳之后，上海成为本轮疫情最严重的地区，让这个曾经的全国抗疫“模范生”褪去所有光环，被推到了风口浪尖，着实有点剧情反转的味道。在此之前，上海确实做的很不错，一度有许多城市想抄上海的防疫“作业”，但却发现抄不了，因为上海无论是在专业流调队伍力量、单日核酸检测能力、120建设投资，还是行政部门的务实高效等软硬实力，都是别的城市无法企及的。
然而从三月的破防，到四月的失控，上海的城市治理短板被一一暴露，主要表现在危机预判、资源调配、政策执行、协同配合等方面。网上出现了许多调侃的段子，例如：“新冠是专治各种不服”“武汉是未知太多，西安是批评太多，长春是穷人太多，上海是能人太多”。但许多理性的反思大多指向一个相同的因素：基层治理能力严重不足。
的确，在中央指导下，上海在统一思想认识后，四月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，无一不是表现出基层治理能力的薄弱。例如，某小区一户人家实有8人，但向社区申报的只有2人，每次核酸检测都是这2人，体现出社区对每户的人数掌握不清；某户人家近半月未收到社区发放的物资，经查询，是因为微信群通知被群里其他信息淹没，本人未能及时查看到，体现出社区组织与居民沟通不畅；外地支援核酸检测队伍等待、协调花费六小时，实际检测一小时，本应完成3000人的检测，最终只完成了300人，这种人力、物力的浪费体现出部门、社区之间协同效率低下；各地支援物资到达社区后由于人员不足发放不及时，导致有些物资过期变质，体现出志愿者动员、组织不充分。与此相反，“社区团购”这种自发组织的模式却表现出惊人的高效和自驱力。虽然由于监督乏力也滋生出一些新问题，但作为一种居民自救方式，对于解决封控期间的供保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
从“上海疫情”看中国基层治理之现状
笔者由于工作关系，时常关注各地数字化转型的一些经验和做法。在笔者的印象中，上海在这方面无论是顶层规划，还是落地建设，一直走在全国前列。现在各地逐渐普及的“一网统管”理念，也是上海最先提出并投入实践的。不久前，笔者还认真学习过上海某区在去年10月底才发布的“社会治理十四五规划”，其中对“十三五”期间成效和经验的总结到位，对“十四五”面临的形势分析准确、客观，提出的总体建设思路、发展目标、建设任务感觉紧贴问题、内容全面、比较务实，也十分鼓舞人心，在笔者看来，就算以当前上海已有的社会治理基础，也足以应对目前的局面，但理想与现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。
基层治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，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，它是政府联系、服务居民群众及城市精细化治理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。2021年4月，中央下发《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建立建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，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、居民自治良性互动，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、专业化水平。
在国家层面，对于基层治理只做了原则性的制度安排，缺乏具体的运作管理依据，细节化和配套性不足，需要地方在实践中去探索和完善。之前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等先进城市也在不断尝试创新，比如上海，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一直将智慧社区作为智慧城市的重要发力点，已经完成了50多个智慧社区建设试点，可谓是动力足、投入大，即便如此，面对一个社区的具体人数这样的基本问题也不甚清楚。
实际上，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恰恰是最难的问题。如果让一个社区准确说出本社区近期到底有多少人口，有多少常住人口、多少临时人口，常住人口中有多少自住的、多少租住的，临时人口中有多少是来探亲的、出差的、旅游的，整个社区有多少有慢性病人、多少独居老人、多少失能人员、多少“多孩家庭”等，社区内有多少稳定工作及灵活就业、待业失业人员，常住人口中有多少目前不在本地，有多少是党员干部等等，全国范围内恐怕绝大多数社区都给不了答案，哪怕是相对准确的答案。
那么有人就要问了，不是社区都已经网格化管理了吗，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回答的。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：一是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速，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，人员及家庭的流动性和变化性加快，换城市、换工作、换小区等情况时刻在发生；二是现在社区组织承担的事务越来越繁杂，行政化色彩也越来越浓。每个社区工作者向上要对接三、四条行政线，向下要负责一个“网格”，还要定期在综合窗口“接待群众”，遇到人口普查、文明创城、疫情防控等，则要全员上，真正能用于做这些基础性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根本不够。一个变化很快，一个日常很忙，两者之间没有变速器去匹配，必然失衡。
所以，现在有些城市在疫情防控中借助学校力量，来弥补社区能力的不足。例如某市大约有五百万人口，在校学生将近一百万，而学生的共同居住人大约四百多万，每天由老师收集、检查学生及其共同居住人的“两码”，基本上全市五分之四人口的每日“两码”查验都是由老师们手工完成，虽然有效，但不是长久之计。除此之外，学校还承担着课后延时、假期托管等任务。按理说，上述问题都属于社会问题，都应在社区内解决而不是由学校解决，但正如前面所说的，大部分社区现在连基础性工作都没精力做好，怎么能指望着做这些改善型、提高型工作。
基层治理的转型之路在何方
近年来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，我们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政府部门大规模的信息化建设也已经走过三个阶段。从以提高部门办事效率为中心的业务信息化阶段，到以提高公众服务效率为中心的“只跑一次”、“一网通办”阶段，再到现在的以提高政府综合管理能力为中心的“一网统管”阶段，但体现在基层方面，基层人员的负担越来越重，治理成效差强人意，这不得不让我们要认真反思一下，问题到底出自哪里？
近期将陆续推出由国投智慧城市创新研究院 蒋思宇博士撰写的“基层治理转型之路在何方”系列推文本篇为系列之一，后续更多精彩好文敬请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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